李ㄓˊ﹔zhi贄，原名林載贄，後中舉後改姓李，又避穆宗諱，改名成李贄。號卓吾，又號篤吾、宏甫，福建泉州晉江人，泉州古稱溫陵，故又別號「溫陵居士」。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（1527），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（1602），李贄的生處於明朝中葉，正是。李贄世代居於泉州，泉州於宋明時期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商港，經濟繁榮，居此商業要地，李贄族人多以航海經商為業，李贄生長於時代經商的家門中，也對其豪邁重利的觀念有所影響。而李贄父親的林白齋乃以教書為業，李贄七歲便隨父親唸書，熟讀四書五經，打下儒家思想的學術基礎。十二歲時，寫就〈老農老圃論〉一文，文中展現了獨特的思考觀點，透顯出李贄過人的天分。
　　嘉靖三十一年，福建鄉試中舉人，時年二十六歲。二十九歲始入仕為官，初任河南共城教諭，當地為康節成學所在，李贄以康節刻苦為學的精神自期，冀求悟道。嘉靖三十九年，任南京國子監博士。由於李贄性格倔傲不羈，正直耿介，仕宦期間常與上司權貴發生摩擦，並不如意。嘉靖四十三年，決心返鄉奔喪，先辭掉官職，將妻兒安置於共城，購地讓其自耕營生，自己則隻身返回泉州。但由於泉州地處東南沿海，時遭倭亂，李贄返鄉後得率領家鄉子弟守城，而留在共城的二女兒、三女兒則因富吏橫徵，又遇時歲大荒，故相繼餓死。這一連串的挫折動盪，在李贄心中劃下深刻的印記，一方面為百姓疾苦憂愁，對敗壞的朝政感到氣憤，對空談道學的假儒者也相當鄙視；另一方面則同時感慨人生如夢幻泡影，事事皆空，於此時滋生了出離的思緒。
　　嘉靖四十五年，李贄返回北京任職，任禮部司務。隆慶四年，任南京刑部員外郎。萬曆五年，任雲南姚安知府，這是李贄最後的官職。此時李贄已對官場深感痛惡，三年任期之後，萬曆八年辭官歸隱，萬曆九年舉家寄住湖北友人耿定理處，耿定理死後，因與耿定理的兄長耿定向交惡，隻身移居麻城，從此致力於著述，教導後學，李贄很大一部分著作皆是完成於此一時期。此一時期間，李贄與耿定向的衝突不斷加深，萬曆十六年，移居麻城龍湖芝佛院，落髮為僧。萬曆二十九年，受到排擠逼迫，從麻城避居通州。萬曆三十年，於著作中大膽批評耿定向，指責耿定向言行不一，於是神宗下令以「趕倡亂道，禍世誣民」的罪名逮捕李贄入獄，並焚其書，不久李贄便於獄中自刎，結束生命，享年七十六歲。
　　李贄一生著作豐富，包括：《焚書》、《續焚書》、《藏書》、《續藏書》、《說書》、《初潭集》、《史綱評要》、《明燈道古錄》、《李溫陵集》、《李卓吾遺書》、《易因》、《九正易因》、《淨土決》、《般若心經提綱》、《華嚴合論簡要》等著作。 另外，在文學方面，有《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》、《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全書》等評點著作。總體而言，李贄著作反映出複雜博多的學術特徵。
　　李贄身處的時代乃是明代中晚期，政治對內方面，君主昏庸怠政，官吏貪瀆暴斂，沿海商業活動繁盛，造成資本逐漸累積在少數人手裡，貧富差距加大，在此情況下，平民百姓飽受欺凌壓迫，生活困頓，時常被迫面臨流離它鄉的遭遇。對外方面，明朝最初有韃靼進犯，當時明朝國力足以抵抗，故未造成嚴重災患；然至李贄的時候，東南沿海頻頻有日本倭寇騷擾，侵擾當地居民。明朝在如此內政外患的雙重打擊下，不堪負荷，國勢日漸衰敗，最後走向了覆滅的結局。李贄生長在這樣的大時代下，其命途也與明朝國運緊緊相繫，一生坎坷，變化不安，對於現實政治的黑暗腐敗，感受甚切；再加上李贄生來便是性格強烈的人物，因此常對政治發出針貶之言，如批評嚴嵩父子的貪瀆營私：「祖宗兩百年以來養士之節，其廉恥禮義，盡為嵩所敗，又安望今日人才，有能負忠為國，愛民憂時，如昔人者耶。」 更極言：「嵩之相胡說甚矣，閱嵩之罪，燒滅研末未為過！」 不畏強權，直言進諫，可以看出李贄關懷民生的現實精神。
　　基於關懷現實的立場，反映在思想上，李贄具有相當鮮明的反道學特色。李贄對於道學的反省、反動，實際上可以區分為兩層。首先，李贄對於滿口仁義、高談道德的道學家，十分不滿，認為那些道學家「口說道德，而心存高官，志在巨富。」 蓋在李贄眼中，當世一些道學家雖然喜言道德仁義，反對名利欲求，但其實心慕富貴，貪求祿位。可以了解，李贄這番言論的最大針對者，便是耿定向，李贄認為耿定向張揚孔孟聖賢的旗幟，卻懷藏私心，表裡不一，這是李贄深為厭惡的。再者，李贄對於道學所談論的「道」，也有個人體會，認為不當以「孔子之是非為是非」；換言之，人對於聖賢所談的道理，應當要配合時代，通過自我的理解、思考來給出是非判斷，「不執一說」 、「不定死法」 ，不能一味學效聖賢，以昔日的道德標準作為今日的處事原則。
　　承上，可見李贄注重主體性思考的重要，這種思維方式實與王陽明哲學較為接近。王陽明言「致良知」，點出人天生具備知是知非的能力，能夠自行給出道德意義的是非判斷，此種能力便是「良知」。「良知」是天生有之，不需依賴後天的學習才能獲得，因此，如果人若要實踐道德，便是要使內在的「良知」不為私欲所隔絕，能於倫常事用間呈顯出來，而「良知」一呈顯，當下也就是「理」的實現。可以明白，王陽明哲學強調了「理」是由自己給出的，不是從外在環境學習來的，這樣一種道德實踐意義，此點正好可與李贄思想相通。王陽明揭舉「致良知」一論之後，門下弟子紛紛對「致良知」提出自己的解釋，形成各家不同學說。在王門弟子當中，對李贄最有影響的應屬王龍溪、羅近溪二人，其中羅近溪強調以不學不慮的赤子之心來掌握「良知」，著重讓「理」真實具體地流行於日用倫常之間，將思辨消融在踐履之中，呈現出自然平常的開朗風格。羅近溪此種思想型態啟發了李贄「童心說」的提出：「夫童心者，真心也。……絕假純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卻童心，便失卻真心；失卻真心，便失卻真人。」 李贄認為人天生便有純真的心，自然本真，不假雕琢，此便是「童心」，人秉具此「童心」，使之不失卻，便是「真人」。在其想法中，人隨著年紀增長，聞見知識增加，便會讓聞見知識成為心中的主宰，而障蔽了本心、童心、初心、真心，如此一來，人所奉行的道理將出於外在所學，而非由童心的作用而給出，那麼人的一切言語行動都將變得虛假。
　　可以補充說明的是，李贄雖對道學有所批判，但他所反對的乃是假道學、假儒者，並非反對四書五經所蘊含的儒家思想。並且，李贄強調「童心」，重視人內在本有的初心，實能與孔子、孟子，乃至於陸九淵、王陽明以來的儒家心學傳統相應契合，在學術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價值，對後來的思想家如黃宗羲、王夫之、戴震等人等皆產生影響。同時，李贄反道學的批判精神，在文學理論批評、審美、戲曲、小說等各領域上，更是產生巨大深遠的作用，著名的「公安派」便是在「童心說」的刺激下孕生而出，袁宏道「性靈說」主張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，強調文學作品的真情實感，正是得助於「童心說」的啟發，於此復又可見李贄思想在歷史文化發展上的重要地位。


撰稿人：陳儀